工人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重返工业教育视角，从产线生产塑造现代工人、社区生活培育城市公民的双向维度探究产业园区对青年农民工现代化的影响。基于对成都某制造业产业园区的研究发现，当前的产业园区已成为城市的一个特殊治理单元，呈现“政企社”共同参与、各有侧重的治理模式。车间的劳动经历塑造了青年农民工对工业时间、生产空间以及科层制的遵从，公寓的社区生活则促使工人在宿舍自治、社团组织和社区活动等公共参与中发展公民素养。尽管产业园区确实能发挥工业教育的非消极作用，但也存在拆分型用工固有的问题。

  工人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代工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中，各地产业园区蓬勃涌现，聚集了数量庞大的青年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并非一进厂就是准备就绪的合格工人，从劳动力到产业工人再到新质生产力，其内核是人的现代化，涉及劳动者从行为、心理到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改变。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史密斯（David Smith）将工厂称为“促成个人现代化的学校”（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424）。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工业化与劳工问题因关涉中国的现代化起步而引发学界众多关注，农民向工人转变的现代性适应在昆厂劳工、内地女工的研究中都占有相当篇幅。史国衡在《昆厂劳工》中描述了来自农村的工人不习惯新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人事管理模式，造成很多管理上的问题，提出不仅要对工人的生产行为来管理，而且要“对于工人的心理和私人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史国衡，1946：163）。费孝通（1946：233）将当时昆厂的问题归结为“因新工业兴起而发生了社会解组的现象”，指出“工业建设不只是盖厂房，装机器；而是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的建立”。

  工厂对工人的组织管理在空间上体现为车间和宿舍，工人的居住安排与生产的关系历来都是劳动社会学的重要关切。当下，随着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产业园区在一些城市的兴建发展十分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各类产业园区约2万个。为吸引企业入驻，很多城市将产业园区纳入社区治理范畴，在园区设立公共服务站点，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购买服务为园区提供宿舍物业管理和各类社会服务。尽管当前的产业园区仍然是“车间厂房+工人宿舍”的空间布局，但它已不同于单纯为生产配套而设置、以劳资关系为单一主线的“宿舍劳动体制”（Smith,2003；吴炜、朱力，2011），其管理运行集合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成为基层治理的一个新型单元。本文以此入手，剖析产业园区治理如何从生产—生活双向维度实施“工业教育”，将青年农民工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具体的问题是：在企业—政府双重管理的产业园区中，多主体的介入会给农民工身处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活动带来哪些新变化？青年农民工对现代大型生产和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作何反应、体验如何？以园区生产生活为载体的“工业教育”究竟怎么样影响青年农民工，使其转变为合格的产业工人？

  工人住宿作为辅助生产的后勤保障因素被纳入现代化生产体系是18世纪后期现代工厂在英国出现后的伴生物。波拉德（Sidney Pollard）考证发现，在许多国家，早期资本家向工人提供住所是为了方便就地获得忠诚且随时可用的劳动力。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由羊毛和棉花工厂、矿场以及采石场等构成的“工厂村”（village factories），大厂雇主提供住所已是普遍、典型的做法，工厂宿舍不仅对工人形成租金和管理的双重控制，也为资方驱逐罢工者和问题工人提供了便利（Pollard,1965：200-202）。现代工业继承了这种“家长式”管理传统，为工人提供宿舍成为工厂的一项普遍的制度设置（Dore，1973）。雇主对工人及其家庭的“关照”本质是对劳工实施从生产到生活的管控，以保证特定的劳动力能长期持续为企业独家所用（Ackers，1998）。史密斯（Chris Smith）进一步指出，家长式管理并非普惠福利，它会根据劳动者的忠诚度、工作年限和技能水平而形成差异化的福利安排（Smith，2003：335）。

  伴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工人宿舍也大规模出现。20世纪20年代，为解决劳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劳工住宅建设运动”，政府联合企业、社会团体和私人共同投入，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陆续修建“劳工新村”试点，并配套建设学校、诊所、运动场等基础设施（宣朝庆、赵芳婷，2011）。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工厂向职工提供住房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权益，单位住房以福利形式分配给工人及其家庭，“企业办社会”还附带提供托育、食堂和医疗等其他服务。在单位社区中，工会依托业余学校、工人俱乐部、文化宫等文教实践对工人开展文化教育，以使其从思想上培育新中国建设者的主人翁意识（符鹏，2018：54）。到20世纪90年代，随市场转型、政企分开，国家不再直接介入企业经营管理，珠三角地区大量代工厂使用农民工从事生产，他们主要为工人个体而非家庭提供住宿，实现了管理权力对工人生产和生活的全面渗透（黄岩、朱少瑞，2021：78）。任焰、梁宏（2009）将中国工厂这种大量使用外来工人、利用宿舍为工人提供临时住所来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的用工方式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一些研究者比较工厂宿舍和社会租房后指出，国家应积极地推进政府主导的集体性消费投资，增加农民工生活基础设施的供给，改善其生活条件，从制度设计上帮助农民工适应和融入城市（徐道稳，2010；魏万青，2011）。

  近年来，产业园区成为各地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前线，园区建设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投入。政府的返场为产业园区治理和工人管理模式带来了新变化。一方面，园区巨大的空间和人口体量使其在城市社会中无法被忽视，属地政府也不能再袖手旁观。例如，上海市在2017年制定《城市总体设计》，明确了产业社区的定义和发展导向，提出产业社区要增加公共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袁芯，2022：141）；2019年成都市发布《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设计》，产业社区被作为一种专门类型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并列。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治理精细化导向下，政府的流动人口管理向服务、支持和在地接纳转向，不少园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企业社会工作和其他专业服务，将政府、群团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导入园区。李晓凤（2012）将珠三角地区2008年以来出现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分为厂内模式、外包模式、企业购买模式和项目嵌入模式，提出应建立“社区综合发展模式”以统合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吴莹（2022）比较了不同时期产业空间基层单元的特征，从产城融合发展的角度将各地的建设实践分成佛山专业镇街转型模式、上海工业园区升级模式和成都集群新建模式三类。郭祎、陈长贵（2018）和张舒婷（2021）等对成都产业园区工人服务项目的分析提供了如何以社区治理方略开展产业园区工人服务的实例。在当前的基层实践中，产业园区已然由生产单位向治理单元转变。

  对人的现代化的讨论是社会学的经典命题。英格尔斯等学者非常强调工厂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现代化的影响，尤其是现代工厂对劳动者生产行为、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的整体塑造：“工厂的环境能够使他们（工人）学会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思想方式……特别在培养人的现代性方面，工厂是一所学校”（英格尔斯等，1985：127）。中国学者自民国时期起便注意到，农民如何转变成工人、如何为现代工业培养合格劳工，事关国家从农村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刘艾玉，2004：23）。彼时大量的工厂调查显示，农民并不是即刻就能胜任工作的现代工人，他们在思想观念、生活作风、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乡土惯习在进入车间后会转化为吃苦耐劳、拉帮结派、闲散消极等自相矛盾的表现（陈达，1933；田汝康，1946；费孝通，1999；闻翔，2013）。《昆厂劳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培养现代工人以适应工业生产的需要。史国衡以抗战内迁时期昆明一家国营军工厂的工人为研究对象，从家庭背景、生活小习惯、个人兴趣、集体心理等方面谈到工人的管教和继替，提出“管教合一”的理念，强调“用人力来改进我们的工人素质”以应对“工人与新工业不相拍合”的问题（史国衡，1946）。史国衡用“工业教育”来表述工厂生产对人的改变，与英格尔斯对工业生产塑造人的现代化的看法不谋而合，他指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两种不同文化的调适，社会价值的重新规划：人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更得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下求其平衡”（史国衡，1946：168）。

  在民国时期，为增进生产、振兴中华，对工人实施教化并开展系统的教育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根据李忠（2010）的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出台了法令，而且设立了专门的劳工教育管理机构。各地工厂积极做出响应，涌现出一批教育型企业，如康元印刷制罐厂建设“学校化之工厂”和“工厂化之学校”（沈刚中，1934：65），力图使工人成为具有建设能力的公民。杨可（2013，2016）对民生公司的研究重现了国家文明化进程中进步企业家如何以工厂为试验场，依托现代化的集体生活重塑工人的职业与社会凝聚力：工厂变成国家开展文明教化的试验田，宿舍也成为将劳工培育成现代公民的关键场所。司文晶、宣朝庆2019对恒源纱厂女工管理档案的分析提供了工人宿舍作为教化空间塑造工人、又被工人重塑的另一例证。他们发现，女工以及基层管理者之间有以宿舍为核心场域、以业缘友情为主要纽带的宿舍共同体，组织化的社团和集体生活对女工的日常生活体验、现代观念启蒙、知识图示和技能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她们的现代化。司文晶（2019）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来概括近代农民工在工人社区习得现代都市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教化机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加入工人行列，但其散漫的习惯和落后的文化素养还不能适应大规模现代工业建设的要求（田毅鹏、余敏，2015：95）。从1953年起，劳动部门联合工会、企业在全国开展巩固劳动纪律教育运动，并以此为起点多方面推进工业公司新的劳动规制建设。通过观念教育、组织竞赛、整顿纪律等举措，具有现代劳动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队伍逐渐形成（吴长青，2012；谌颖，2015）。

  当前，社会学对农民工现代化的关注已从工业教育视角转向工厂和生产之外的社会机制分析，将现代特质的发展作为外出、流动和城市生活顺理成章的结果，关注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困境，反思制度和结构原因，尝试构建其城市融入的路径和机制（张春龙，2014；夏柱智，2020；冯承才，2021）。随着新生代成为农民工的主力，青年的人群特质被纳入考量，不少研究聚焦新兴媒体、人际交往、权利意识和制度设置等因素对年轻人在身份认同、居留意愿、职业规划和婚恋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及其与传统农民工的代际差异（梁土坤，2018；黄斌欢，2020；张超、黄晓星，2023）。同时，劳动社会学开始重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在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拆分型生产体制”理论（Burawoy,1976）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聚焦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维持”与“更新”的分离及其后果，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家庭策略和青年一代的就业、技能与职业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郭于华、黄斌欢，2014；郭庆，2020；王欧，2022；朱茂静，2023；姚志等，2023）。

  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场域，工人住宿一直受到劳动社会学关注。近年来，在微观层面，以“宿舍劳动体制”为代表的相关研究批判资方通过空间权力来控制和约束工人，使劳动力再生产全面臣服于强势的生产安排；在政策层面，以农民工城市融入和权益平等为导向的研究集中于对城市公共住房政策、农民工及其家庭城市居住决策的解析，倡导政府加大公共投入，帮助农民工市民化。杨可（2016）、司文晶（2019）等对民国工厂工人教化的讨论重启了空间向度下工业教育的研究传统，本文将由此继续深入，将劳工教化的传统议题置于当代产业园区治理场域，探讨融合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以及集成了公共服务、物业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的园区经历如何塑造现代产业工人。基于已有研究的观点，本文将“工业教育”与“工业教育”意思相近、常被交替使用的还有“劳工教育”“工人教育”等概念。我们大家都认为，工业教育侧重教育的缘由和实施的场景，凸显工业生产及生产环境对人的教化和培育。劳工教育和工人教育的重心则在于教育的对象，突出对工人施行提高文化素质、培养文明行为的各种举措。在中国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通过夜校、工人补习班等开展劳工教育也是党培育先进分子、发展革命队伍的工作方法。界定为现代工业生产对工人行为、观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综合形塑，使工人不仅适应生产规格要求，而且在生活中能融入周遭环境。论文的主体部分将沿生产—生活双向维度对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此外，从人群研究的角度，青年农民工的成年过程与进厂为工经历重合，若淡化对青年农民工生产和工厂经历的分析，只谈他们在城市中的择业、居留和融入等方面的问题，将导致我们对过程要素和关键环节的把握不够准确，影响对策建议的有效性。理论和经验事实都提示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需要个体从观念到行为的一系列转变（史国衡，1946），工业教育不只发生在生产实践中，再生产领域对人性情的培育同样重要，因此有必要重拾工业教育的初心，回到现代工业生产对人的改变这一问题起点上来。既有研究多将生产与再生产互相作为对方的背景，侧重分析其中一方，产业园区则提供了将工人生产与生活并置分析的理想空间。

  本文采取“生产塑造＋生活培育”的双向分析思路，从行为、观念和社会交往三方面解析产业园区青年农民工接受工业教育的过程与结果。“生产塑造”指的是青年农民工在车间里的劳动实践；“生活培育”则指公寓区的多主体服务对青年农民工社会和公民属性的熏陶、刻画。当产业园区从以企业为主体的生产单位转变为政府介入的一种社区治理单元时，它已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空间，而是一个集合了车间厂房、员工宿舍和治理阵地的多主体交互场域。在这里，车间劳动通过精确的时间和空间安排把工人训练为符合现代工业生产规格要求的劳动力，同时园区各主体开展的集体活动起到了组织群体生活、培育公共意识、推动公共参与的作用，促进了青年农民工再生产领域的现代化转变。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成都某产业园区开展实地调查。2001年，成都市在距市中心20多公里的近郊投资兴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二十多年发展，该开发区已凝聚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吸引了一大批有名的公司入驻，是一个典型的制造业产业园区。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成绩突出，产值规模居中西部第一、全国第五，新型显示器等细致划分领域全球领先，该区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连续五年全国第一。2012年底，为做好重大产业项目员工的社会化管理，经市政府同意，园区管委会决定在属地设街道办事处。2013年正式挂牌后，街道办事处服务面积26平方公里，街道非流动人口近22万、户籍人口近3万，设有2个社区工作站（以下简称“社工站”）。在这里，为企业员工提供住宿的青年公寓依楼栋分布形成10个院落，每个院落有8~10栋电梯公寓，多家社会组织承接公寓青年活动中心的场馆运营并开展社会服务，有的院落还建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小型运动活动场地。厂区和公寓区的围栏之外是规划储备用地和因修建园区而拆迁安置的农迁房。近年来，随着一些商品房住宅陆续交付，园区周边两三公里处慢慢的出现商业中心、公园绿地、学校和诊所，但公共交通仍然欠缺，共享自行车、电瓶车停满了街面。

  青年公寓是一个复合空间，由地方国资平台公司建设，归企业使用，接受属地政府与企业双重管理。以大路为界，路面东侧的车间厂房是生产区，企业全权负责工人在厂区的一切生产活动；路面西侧的青年公寓区是设有门禁和保安的生活空间，进出都要出示工牌。作为公建配套设施，青年活动中心通常是两到三层的楼房，底楼是食堂、小卖部，楼上是社会组织、社工站办公室以及多功能活动场地。社工站是公寓区的枢纽，专门负责属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并承担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同时，作为街道的派出机构，它还具有协调社会组织服务和物业公司公寓管理的职能。本研究调研的“蓉西社区工作站”对口三个院落的青年公寓，辖区面积8.2平方公里，常年动态居住企业员工4.4万人，他们都是跨国电子制造企业“星光厂”的职工，年龄分布在18~46岁，一线月，本文第二作者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运营青年活动中心的一家社会组织。该机构自2012年入驻园区，长期为产业工人提供心理辅导、休闲活动组织、职业技能提升和志愿队伍培育等社会化服务，也时常协助社工站进入宿舍开展员工走访。由于驻点时间长，社会组织在工人中广为人知，我们的观察、闲聊和访谈都能自然而顺畅地开展；并且，因园区距城区较远，社会组织的员工也住在青年公寓，这为我们深入观察青年农民工的园区生活提供了理想视窗。在四个多月的实习期，第二作者参与了机构举办的常规节庆活动、青年社团活动、活动中心运营管理等日常工作，协助社工站开展党团活动和普法、防诈等主题宣传。在社团骨干和机构社工的帮助下，我们先后对33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产业工人27人、机构驻点社工3人、社工站职员2人以及街道干事1人。调研形成近18万字的观察笔记和访谈记录，为本文提供了翔实的一手材料。

  对于进厂为工的青年农民工来说，成为工人不仅是其城市身份的标定，也代表着他们从观念到行为、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转变。他们中的很多人中学毕业后便进城打工，或在职校读书时就进厂实习，既无务农经历，也无耕作情怀，到园区接受进厂培训后就走上工位，因此工业生产的规训与他们对现代化的实际感受几乎同步产生。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指出，工业社会向成熟形态的转型伴随着对劳动惯习的深刻重构，包括建立新的规训体系、塑造新的激励机制以及重塑与上述机制相配的主体（Thompson，1967）。从工人对工厂劳动的反馈中，我们能看到工业生产中时间的程序化、空间的区域化和办事的科层化（符平，2006）在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对青年农民工的形塑，而介入园区的政府、群团组织等主体也经由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悄然影响着生产的政治。

  在车间流水线的劳动是青年农民工进入现代化生产的起点，工业生产使劳动者“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2009：145）。

  首先，生产节奏训练工人对工业时间的遵从。和其他大型制造企业一样，为使产能最大化，星光厂的流水线有严格的操作规程，一旦进入工位，工人的生产节律必须与计划高度一致。人配合机器让行为标准化、纯粹化，时间压力造成的紧迫感成为几乎所有人的肌肉记忆：“我觉得是我手太笨了，线上的节奏很快，一开始我还适应不过来。像这个你做坏了是要赔的……你要跟得上节奏做……但是就算适应了也恼火，很累又很无聊那种感觉”（HC普工）。流水线生产的精确性培养并强化了工人对时间的敏感，这一特质延伸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机构社工的评价即旁证：“他们的活动很好组织，你只要告诉他时间地点，他们自己会准时过来的……跟组织居民活动相比，他们比较守时”（DQR机构社工）。

  其次，培训和奖惩制度塑造秩序感。培训是工人适应陌生生产环境的重要方法，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规章制度的学习。技能训练和技术指导为工人生产行为的具体操作提供指导，规章制度则为保障安全生产而划定行为边界。“我们刚来时在深圳集中培训了3个月，所以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在产线上不会做，培训都会教的，就为了让你快点上手嘛。而且当时还有犯错的机会”（HMY产线组长）。简单直接且种类非常之多的罚款条目固然受到工人诸多抱怨，但奖惩制度作为生产行为的指挥棒也得到一些年轻人认同，他们将其视为大企业规范生产的特征。曾在小企业或作坊上班的工人虽然怀念过去工场自由的活动空间，也承认在大厂车间的快节奏和高标准之下，人人都得守规矩才能避免混乱和无所适从。车间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为繁杂的奖惩措施提供了技术是依据，但年轻人也并非一味被驯服，权益意识让他们把电子监工转化成维权工具，经常有人要求调监控向扣分罚款提出质疑。“现在年轻人不好管，有的人动不动就喊你调监控，（调出来）看到了他才不得开腔。但是调监控好多手续嘛”（LR产线组长）。

  现代工业生产依靠制度而非情感来管理运行。工人像螺丝钉一样遵照产线安排组合在一起，任务导向的协作难以产生密切的私人交往。除了配合机器，青年农民工还要学习适应“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即与陌生人成为工作伙伴。

  在横向交往方面，工业理性主导的流水线生产客观上增加了工人朋友圈的异质性。“工厂提供给工人的，不仅仅是机械操作的新方法，工厂还汇集着比工人们原来在乡村里所见到的要多得多的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不一样的文化和生活背景，这就使得工人能在工厂里遇到许多跟自己想法和生活习性完全不同的人”（英格尔斯等，1985：112）。共同的劳动经历是产生社交联结的基础，年轻人惯常的吐槽和自嘲为闲谈及交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上班也认识了一些人，社会交往不是只有同学和老乡了……我们线长凶得很、经常骂人……我和她（工友）每天的快乐源泉就是一起吐槽线长（笑）。上班讲得少，下班了继续吐槽（笑）”（WDJ普工）。

  在纵向关系方面，由于管理层级多且晋升序列不同，产线工人对科层制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底层两级。星光厂的管理队伍从线级，最低阶的线长和组长两级从普工中选拔，组长以上则只对技术人才开放。工人对高阶管理层的晋升规则语焉不详也不太关心，认为“当官的太远了够不着”（LL普工）。在低阶序列中，升任线长、组长和技术提级须由本级主管推荐，积极的工人会多方寻求与直属上司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交流，“打好关系，方便以后推优”（ZLC普工）。而对那些不愿与主管拉关系的普工，“标准面前一视同仁”所建构的朴素的平等感让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专注于自己的活路。在他们看来，生产的标准化和独立的质检机制也压缩了基层干部在劳动产出上对工人挑三拣四、厚此薄彼的空间。

  每个产线都有线长，他们还是有一些权力，安排加班这些都是他们在弄……线长上面还有组长，组长上面课长、课长上面经理，一个管一个嘛……在这里第一个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每天按时上下班。第二呢就是要服从安排，在大环境、大公司里就不要想着搞点个性了。（WDJ普工）

  在个体人际交往之外，近几年车间慢慢的出现工会和妇联的身影，工人在生产中增加了与公共部门的接触，并在其组织的活动中得到锻炼公共表达能力的机会。比如工会设有线上线下职工意见收集渠道，意见得到采纳还会有奖励。群团出面、政府撑腰的这种与公权力的接触丰富了劳动者对车间政治生态的体验。“有工会。他们还放了意见箱或者二维码（用于收集意见），你有啥子想法比如升级的点子都可以提，采纳了就会给奖金鼓励你继续嘛”（SWP普工）。

  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234）认为，现代工业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设备，工人通过操纵机器完成了个人或手工业难以做到的事情，从而由生产获得效能感。这一论断虽指出劳动行为对工人心理的形塑作用，但只看到生产的维度未免过于乐观。首先，站在结构和长期的视角，工人的自我效能感很难从异化的流水线培育而出，其实是来自劳动结果。经济自主是年轻人自我效能感的直接来源，上班挣钱是他们立足社会的起点。星光厂的普工工资由底薪、加班费、小时补贴和特殊津贴组成，2100元的底薪只能托底，挣钱主要靠加班，很多人主动申请每天干满12小时，扣除铺位费、水电和上网费用，每月到手能有四五千元。把钱用到自己想花的地方是青年农民工上班的动力，领到工资就去聚餐、逛街、看电影和近郊游成了每个月最有盼头的事。而对给老家寄钱的人来说，汇款就是他们的面子和底气。

  啥子最重要？肯定是收入嘛！工资高的人都要神气点，有底气。你看厂里那些工资高的，要么是A级，要么就是加班凶的。像国庆放假，不回家的都希望排得到加班，三倍工资嘛！（LYZ普工）

  其次，大厂经历本身构成工人自我效能感的一部分。一方面，在国家级产业园区，政府重视企业规范经营，工厂从无拖欠工资和不交社保等违规操作，让工人心里踏实；另一方面，大厂的声誉被工人视为对自身能力的背书，职级晋升就是成就。星光厂有一套精密的等级制度，行政级别和技术级别双轨并行，技术晋级不仅带来薪酬提升，还与工人可选任的行政职级挂钩。不同级别的员工在住宿、加班、培训等福利待遇方面存在很明显差异，吸引年轻人“想往上走”。当然，随着星光厂近年的用工制度改革，大学专科学历以下的工人很难再有进入干部序列的身份跃迁机会，他们逐渐固化在线长和组长层级，从晋升获得的自我效能感慢慢让位于对收入和工作稳定的看重。

  这儿怎么说都算得上大企业了嘛，人家该给我们买的保险还是买的……这些年提供了那么多就业岗位，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我家那边的人都想来，想着稳定点嘛。（ZMY线长）

  近年来，随国家对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和职业发展的格外的重视，由工厂和园区组织的技能培训、职业竞赛和工匠培育活动增多，车间中精研技术、推崇能力的气氛正在形成，技能提升开始在部分青年工人心中埋下职业发展的种子。我们在四川另一个大型产业园区看到，地方工会联合企业工会为园区每个工种都策划了技能比赛，赛事荣誉极大地调动了员工参赛、企业办赛的积极性。

  产业园区提供工人居住的青年公寓是很多地方招商引资的配套条件，园区治理不仅要服务企业、保障生产，还要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人。当前很多园区宿舍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物业管理，驻区企业以联办活动、分享资源、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社区工作，过去宿舍劳动体制因政府和多元主体的介入向和谐劳资关系、培育新市民的方向转变。那些具体到宿舍生活、社团活动、公共参与的日常实践在行为、观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构成了青年农民工劳动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实在面向，园区生活为产业工人生活领域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对民国工人宿舍的研究发现，在支持性环境条件下，宿舍能成为现代化的文明教化空间，不仅是承载小群体的情感共同体，还是工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场域（洪尼格，2011；杨可，2016；司文晶、宣朝庆，2019）。时过境迁，当前产业园区的工人因企业用工短工化而呈现更高的流动性，旧时亲密的室友关系在今天难以存续：不但员工自身更换工作频繁，宿舍随时都有人入住、有人离开，而且由于生产两班倒，室友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休息，生活缺乏交集。可以说，与最熟悉的陌生人共居一室变成宿舍人际关系的常态，这向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提出了社交挑战。星光厂普工宿舍是八人间，面积在15~20平方米，每人一个储物柜和椅子，大家共用两张桌子、两间简易淋浴间和一个洗手台。宿舍铺位是入职时随机分派，遇到产线调整还会调换住宿以配合生产，因此工人就算住在一起也难以相熟相知。有的工人三年换了五批室友，有的宿舍八人中只有两三个人互相认识，这样高的流动率使得工人对于宿舍及室友的态度都比较淡漠。

  宿舍里大家就互相尊重嘛，管好自己就行了，你要说和谁交心，也没那个必要，说不定第二天人家就收拾行李走了。像我们宿舍，就一直换人，流动很大。都是打工人，来搞钱的又不是来交朋友的。（LR组长）

  在社工站对企业的问需走访中，工人因宿舍纠纷导致生产受一定的影响被多次提及，成为企业人事部门的难题，根本原因是白班夜班作息干扰、公私边界不清，工人年轻气盛，容易起冲突。社工站联合物业宿管、企业人事和社会组织几方会商，先是调整宿舍巡查制度，企业查寝时有社工或宿管同行，避免劳资对立；再是改进床位管理，允许工人调换铺位与熟人同寝；随后推动各寝室订立文明公约，倡导宿舍自治。社工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年人对规则的敏感性和接受程度高于重人情、讲情面的年长工人，加上亲自参与了规则制定，青年工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激活。一些工人在面临宿舍纠纷时邀请物管、社工站等第三方参与调解，还有工人通过申诉程序要求将破坏规则的人调离寝室。青年一代的秩序感、权利意识在宿舍这个小型自治空间得到鼓励和支持。

  有两个会晚归，经常12点多了还大声打电话，我们也是忍了很久。后来我采取的是很正规的方法，我写了我们宿舍的联名信，宿管来了，让她第二天离开我们宿舍。她很生气，一直和我吵，不过问题倒是解决了，后来我们宿舍几个都很佩服我。（HC普工）

  在楼层管理方面，为了调动治理的内生动力建设共治队伍，街道和社工站借鉴居民自治的架构，在青年公寓建立“社工站—楼栋长—楼层长—寝室长”共治体系。相较于车间工作的单调枯燥，楼层管理因要面对形形的工人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而颇具挑战。一方面，楼层长要上传下达沟通工人和社区，这促使他们的社交网络拓展、人际交往能力提升、信息渠道也更加多元。另一方面，楼层长被要求有工作记录，归纳整理信息并及时归档成为不少工人的新增技能。我们旁听过一次楼层长会议，会议由社工站主持，楼层长人手一张工作记录表，任何一个人都准备了发言材料逐一汇报近期走访排查情况。参与楼层管理让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公共生活治理，不仅工余时间忙碌起来，其公共意识和参与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一些楼层长笑称这是他们的“第二份职业”。

  在这里过得很充实，我在老家只是做家务，在这里真的学到很多。我们楼层长一个月要开一次会，有时候还要上台讲话。我之前讲话都打结的，后来锻炼多了就有胆量上台了。有次老家有人结婚，没有人敢上台讲话，我就不怕。我以前鼠标都不会点，后来慢慢学会了用电脑。（HMY楼层长）

  社会交往对促进农民工心理健康、社会参与和城市融入的非消极作用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验证（李东平等，2018；卢冲、伍薆霖，2019；周迎楠、王俊秀，2022），青年一代还存在偏好同辈交往、习惯网络社交、乐于展现自我的交际特点（周大鸣，2021；张笑寒、李金萍，2022；邓希泉、郭元凯，2024）。产业园区宿舍成员流动率高不利于青年农民工发展持续的友谊，青年活动中心的兴趣社团转而成为他们交友、共情和组织的主要阵地。社团中的兴趣行为轻松愉快，人际关系扁平单纯，年轻人很容易在这里找到脾性相投的朋友。相较于网络交友真假难辨、亲戚和同学“远水解不了近渴”，社团伙伴成为产业园区青年农民工闲暇交往的主要对象。

  首先，社团扩大了青年农民工的日常交际圈。青年公寓每个院落都有社会组织运营青年活动中心，服务指标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孵化培育社团数量、开展活动场次、到场人次等进行约定。社团是典型的趣缘群体，只要感兴趣即可加入，非常符合青年人来去自由的社交心态，不少工人参加社团后“朋友变多了”，“不会一直待在宿舍了”。下了班到活动中心休闲、交友、搞活动已成为园区青年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截至目前，我们调研所在的院落已成立书法、摄影、街舞等兴趣社团六支，成员近400人，全年到场参加活动的工人逾2万人次。

  我们几个是在社团认识的，平时都一起出去耍，不上班就约到一起去爬山，他们喜欢整这些户外活动，我就跟他们一起。（YS组长）

  其次，社团运行锻炼工人的自组织能力。在社会组织的指导和陪伴下，青年社团采取了像居民自组织一样的自主服务模式：成员自拟规则开展活动，诸如定期招新、项目策划、活动报备和场地协调等都由社团自行与有关各方接洽。尽管社团是以兴趣相聚的松散组织，但年轻人十分看重团体规则，尤其反感随便爽约、无故缺席。他们都以为自己的规则是有人情味的，能保证大家“心往一处使，不会太随便”。在社团中，他们体验着与车间截然不同的组织化生活。

  最后，参与社团活动带来多重收获。其一是社交能力提升。社团活动不仅为有共同兴趣爱好的青年人切磋技艺提供了机会，团体内部老带新、对外与社工站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还锻炼了社员与各类人群打交道的能力。其二是增进青年人的自信。社区组织外出参赛对社员是极大的激励，代表社区亮相、获得奖励成为很多人的高光时刻。书法社的小谭说：“出去比赛很有成就感，获奖了都更有坚持的动力了，就想做得更好！”在多家企业员工混居的院落，工人通过趣缘社团形成跨厂社交，信息互通还便利了一些人就地换厂打工。

  现代人是积极投身各种社会事务和活动的参与性公民（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有学者注意到日常生活实践对公民身份的建构与再生产作用，提出在日常可感的层面，公民身份实践需关注个体与社区的联系，重视个体的权利表达和责任担当（张金庆、冷向明，2015；王小章、冯婷，2017；徐延辉、史敏，2020）。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介入让园区工人在获得公共服务的同时也能参与公共生活，与各类个体、不同组织和更大的社会环境的连接对青年农民工在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起到了独特的培育、推动作用。

  首先，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丰富了青年农民工的城市感知。新生代农民工是“生在农村、长在城市”的一代，城市生活本身就是其进城务工的目的。青年一代已不满足于逛街、聚餐、看电影等常规活动，而是渴望更充分地融入城市多样的现代生活。于是，园区组织的环湖跑、绿道行、社团路演等集体活动受到热捧，经常在开始报名不久之后就满员。对工人们来说，这类活动不仅是难得的放松机会，更让他们从工厂走进更加广阔丰富的城市情景：他们和市民一起在绿道骑游，代表社区登台竞演，一边露营一边宣传环保……这些都是工人在厂房、园区和过去很难来想象的场景。当青年农民工的活动空间从车间、宿舍走向社区和更广大的城市区域，观念和行为的城市化、现代化便潜移默化地发生。

  这种外出的活动工人最喜欢，每次报名的人最多，他们还是不想一直待在厂区，想出去多走走……这种活动我们也是尽力开展，有就先报上去。（DQR社会组织员工）

  其次，党团活动重建了青年工人的政治生活。青年农民工结束校园生活后基本不再有组织化的政治生活，而社工站集成的党团组织阵地建设填补了这一空白。社工站构建的“产业社区大党建格局”推动了园区跨厂跨区联动，为企业融入社区共治搭建平台。企业与社工站、地方群团、社会组织联合举办党团生活、文体活动和技能培训，这既强化了组织对企业和工人的政治引领，又促进了劳资对话，有利于形成工人的单位归属感。通过民主生活会、党员亮身份等活动，普工经常与管理层、物业管理以及社区党员同桌议事，政治生活增强了青年工人的属地认同，一些工人表示“入了党好像离社区这个整体更近了一样”。

  我这辈子就从没想过会入党（笑），感觉自己文化水平也不高，就（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社区有发展党员的那个表，我问我能不能填，他们说可以，我就填了……入党就感觉多了一份责任，因为党员做什么都要上前的，你有了这个身份就要多做一些事情。（HMY党员）

  再次，志愿服务发展了青年人的公共精神。培育志愿者队伍、开展志愿服务是社工站的常规工作，每个月社工站都会联合企业、群团与社会组织一起策划不同主题的志愿活动，有的活动在园区开展，有的活动则是到园区外提供服务。对青年农民工来说，为陌生人服务是新鲜刺激的挑战，他们通过志愿活动获得了真实、积极的主体感受，志愿行为提升了他们对城市文明风尚的认知。公益活动是检验公民处理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良好中介（戚万学，2017），志愿服务让青年农民工体会到环保、济困、助残和维持秩序等公共关怀的价值，引导他们将视线从自身投向外部，注意到其他人的社会需求，其社会活动的内容也从拓展个体休闲方式发展为实现公共价值。

  以前我们这种农民工都是别个来给我们服务。现在我们也去给他们做志愿服务。上次那个路口维持秩序的，还有（地铁）二号线那个活动，我看全是我们去的嘛，你会有一种走出来做贡献的感觉！（ZLC志愿者骨干）

  如果说民国时期工人宿舍的治理特征是“企业主导、政府支持”，20世纪90年代“珠三角”的宿舍劳动体制是“企业管控、政府缺场”，那么当前产业园区的青年公寓开始呈现“政府主导、企业配合”的治理特征。各地政府无论是出于人群服务还是属地维稳的目的，在产业园区设立工作阵地、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已成为城市治理的常见做法。我们正真看到，政府的在场对公司管控权力的展演有一定的制衡，青年农民工的社会生活被多元主体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一些有利于青年发展、改善劳资关系的支持性资源进入，劳动者再生产领域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获得支持，这是多元共建园区相较于宿舍劳动体制明显的差异。于是，产业园区的现代工业教育分化成两个部分：企业组织生产活动和政府引导社会生活。从青年农民工的角度来看，上述劳工教化机制表现为“生产训练现代工人、生活培育城市公民”的双向作用。通览产业园区的工业教育，我们既肯定它对于促进青年农民工的现代化转型有正向效果，又须注意它发生作用的条件和限制。

  第一是作用人群的局限。首先，当前园区的宿舍制度不适合拖家带口的工人。为方便管理，避免异往引起的情感矛盾、早婚早孕等问题，园区青年公寓普遍实行男女分开的门禁制度，工人不能进入异性楼栋，更不得留宿和混居。园区设有少量夫妻房供管理干部使用，普工没有这项待遇。于是，能够安于宿舍生活的主要是单身青年，若因恋爱、结婚想要与伴侣同居，只能外出租房。其次，园区发生的生活教化难以触达派遣工群体。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企业为降本增效大量引入弹性用工。派遣工的工作周期通常在1—3个月，工资比正式工略高，可以入住青年公寓但不享有其他福利待遇，订单结束就回到劳务公司等待下一次派遣。鉴于流动是工作的底色，派遣工基本没在此交朋结友的动力，参加社区活动的意愿很低。对他们来说，成都厂区只是暂时停留的一站，任务完成他们就会收拾行李奔赴下一个生产车间。

  第二是工人职业发展的限制。当前，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促使企业用工日趋谨慎，正式工队伍的工人身份日益固化，从工人到干部的转型越来越取决于学历证书，过去靠“熬资历”晋级的路径已很难实现。用工身份不仅决定了劳动者在企业中获得的全部待遇，而且直接影响工人的劳动信念。工作前景黯淡、升迁受限必然阻碍青年农民工职业发展观的形成，动摇他们的工作信心。因此，虽然许多产业园区都有意为工人提供继续教育以助其长期发展，但由于工人流动性过高，那些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长期项目往往应者寥寥、无疾而终。

  第三是飞地的融入尴尬。产业园区本就是城市空间隔离的产物，一般建在地价便宜的城郊，厂房与宿舍分区而建，生产车间规模庞大，工人宿舍楼栋林立，以服务数万人计。由于地处偏远形同飞地，园区内配套能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过得去”，却不足以满足他们多样化、个性化的“过得好”的发展性需求，在空间上典型地表现为“园区内人员密集、园区外路广人稀”。这样的产业园区就好像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岛屿，虽位于都市中，却悬浮于市民生活外，工人参与不到城市日常的人间烟火，也很难与本地居民形成长期交集。若不破除飞地困境，园区工人组织化的社会生活始终只能是局部和表面的城市体验，对于推动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有限。

  2024年10月12日，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其中第二十四条专文提及“把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产业园区作为培育、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责无旁贷。本文立足现代产业园区的治理实践，重启工业教育的视角分析现代生产对人的改变。研究认为，政府等多元主体在场的产业园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单元。通过生产与生活的双向作用，产业园区对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形成“生产训练现代工人、生活培育城市公民”的影响。在生产领域，园区的现代化大型生产训练了劳动者对工业时间、生产空间及工厂规范的遵从，促使其学习适应与陌生人建立同事关系，并在大企业复杂的科层体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在生活领域，政府牵头下社区、社团、物业和社会组织介入劳动者业余时间的组织安排，通过宿舍自治、社团活动和志愿服务为他们提供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使其有可能实现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工业教育的分析视角为我们解析青年农民工的现代化经历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尤其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公共性启蒙对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市民化意义重大。

  相较于过去的宿舍劳动体制，当前产业园区有政府在场，通过多元协同的治理逻辑导入多主体的资源和力量，依托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实施工人教化，让青年农民工与城市产生更丰富的连接。可以说，产业园区的治理意图是给产业工人提供支持性的条件，营造劳资两利的合作氛围。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住宿与工作绑定、居住配合生产的性质上，产业园区的宿舍制度与传统的宿舍劳动体制一脉相承。从其适用对象看，产业园区仍然延续了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拆分使用方式，主要服务于单身青年，对农民工希望结伴或有家庭生活的需求回应不足。因此，政府应持续发力，消除拆分式劳动用工的制度设置，加大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集体性消费资料的投入（石智雷等，2022），以满足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社会再生产需求。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绝非只要提升生产能力和技术，还需要促进身心健康、职业发展、家庭和谐等，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各类主体以社会化的机制共同参与培育和支持。